“茱莉和马克是亲姐弟，有一年大学暑假，两人一起到法国旅行。一天晚上，他俩待在海边的一个小木屋里，四周空无一人，海景美不胜收。他们同时想到一个主意：试着跟对方做爱，那感觉一定很棒。至少，这将是人生中绝无仅有的体验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茱莉吃了避孕药，马克也戴了避孕套，双方都很享受与对方做爱的感觉。不过事前他们就已经决定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之后，他们绝口不提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两个人之间的秘密让他们彼此感觉与对方更亲近。”

我本打算简要地概述以上故事，课堂内一阵骚动。显然，不少同学知道内容，可能还就其中的问题有过讨论，这让我对眼前的这群大学生有了新认识。

左侧近处的一个男生把他的手机递给我，屏幕上是他刚搜索出来的故事原文。我拿着它，把刚才的故事向大家详细地再讲了一遍。

故事当然不是真的，它仅是心理学家乔纳森·海特（J.Haidt）设计的一道伦理题，或者说心理实验。海特对自己虚构的这个故事相当满意，故先在《象与骑象人》一书里陈述了一番，后又在《正义之心》中照搬原文。满意的理由很简单，蕴含尖锐冲突的问题“设计”，足以给倾听者（被试）造成持久的道德困扰。海特认为，那是他研究道德心理的恰当起点。

道德原是稍后讨论的议题，因为学生之间悄声的争论，我的计划不得不做出调整。谁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深刻的意识，没有质疑的能力？

两个女生的辩论尤其热烈。其中S认为，海滨小屋发生的事情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。不出所料，她援引约翰·穆勒（J.S.Mill）的不伤害原则做为立论的依据。她说，既然男女双方都是独立自愿的成年人，且对他人不会构成任何伤害，也没有给彼此带来任何负面后果，那么他们的行为无可指责。

但是另一位女生C坚持认为，不伤害原则在这里并不适用。她表示，事不关己的时候，谁都能够做出貌似理性的道德判断。可是，假如事情牵涉到自己，设身处地，理性有什么用呢？她举手声明：“我有一个弟弟。”

如今我仍在后悔，当时不该打断她们的争论。细思原由，虽有课程进度的考虑，主要还是因为我自己对道德的普适性缺乏信心。特别是S的立场，我觉得除了原则本身，她一再列出的理由，无非就是故事本身。而海特把故事情节描绘得非常周翔，它就像埃舍尔笔下的迷宫，看似合理，却又与我们的直觉相冲突。后来，S补充了自己的观点。她强调，母女父子之间的乱伦是不可接受的，因为这里头包含着不对等的权力关系。

所谓不伤害原则，其实是功利主义（utilitarianism）在界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的一个应用。关于它，穆勒是这么说的：“任何人的行为，只有涉及到他人的那部分才需对社会负责。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，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。”当年严复将他的《论自由》译为《群己权界论》，非常准确地抓住了“穆勒版”道德标准的精髓。然而就像海特在他的著作里证明的那样，不少人承认，这个无人受伤，无人受损的虚构故事，仍然有违他们的直觉，触动了他们的道德神经。

海特写道，当他询问：“两个有手足关系的成年人在彼此同意的情况下，决定跟对方发生关系，这种事你能接受吗?”大部分受访对象都立刻回答，不能接受。那反对的理由是什么?通常第一个反驳的理由是：乱伦会生出畸型的下一代。当海特提醒说，这对姐弟已用两种避孕方法来避孕，仍然无人回答“可以接受”。同时，人们开始寻找各种理由。例如“这会伤害他们之间的关系”等等。海特又提醒说，在这个故事里，性关系让姐弟俩更亲密。人们就会搔头皱眉地答道：“我知道这样就是不对，只是我很难说出我的理由。”

海特因此觉得，道德判断跟审美判断一样，完全靠我们的直觉。他认为，在我们的身体内部，已经先天地植入了六大道德模块。它们包括关爱/伤害、公平/作弊、忠诚/背叛、权威/服从、圣洁/堕落以及自由/压迫。可是何谓关爱，何谓背叛，他没有留意到，这些概念本身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中有着不同的含义。比如有些人类行为在一个社会中被视为犯罪，在另一个社会里却属正当——就像《冰与火之歌》描写的那样，坦格利安家族的近亲婚配无人质疑，兰尼斯特姐弟间的偷情却是天大的丑闻。

与之类似，女生C的反对理由就无关直觉，而是情境，即所谓的“设身处地”。我怀疑，这样的反对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。果然，她的话音未落，不少同学就立刻联想到了法哲学史上著名的虚构故事：洞穴奇案。在那个案例中，情境的紧迫程度与尖锐程度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可是这无助于消除我的疑问。如果总是考虑条件的限制，会不会让道德丧失普遍的评判标准，甚而彻底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？

理性、直觉，以及情境，哪一个才能成为道德的坚实基础呢？或者，这三者之间还存在着某种相通的联系？

我更愿意接受古生物学家古尔德（S.J.Gould）的观点。他提醒人们注意，文明的功能（包括道德的作用），跟它们的生物学起源之间未必存在线性的因果关系。强求的逻辑，往往只是“尾巴摇狗”式的倒果为因。在与他人合著的一篇论文里，古尔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隐喻，即“拱肩理论”。他以圣马可教堂圆顶下的拱肩为例来说明，原本不是刻意设计的事物，其功能可能比它最初存在的理由重要得多。就像鸟不是为了飞才进化出翅膀，人类也不是为了写作才拓展了自己的大脑。

当然，我不奢望在几天的课程中就能解决宏大的道德难题。我只是想揭示其中的偶然性、不确定性与复杂性。我相信，无论理性、直觉还是情境，都需要我们与种种残酷的现实作斗争，同时尽力培育自己对他人、对未来、对世界的想象力。这就是我想向学生们传递的信息。令我满意的是，学生们大多领会了我的意图。

(原标题：《他人春水，关卿底事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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